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深圳翻譯公司及廣大翻譯工作者的翻譯工作面臨更大的挑戰，而翻譯標準首當其沖自古就是翻譯界爭論不休的課題。英國的泰特勒認為翻譯要遵循三大原則：1）A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譯文應完全復寫出原作的思想); 2)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as that of the original（譯文的風格和筆調應與原文的性質相同）; 3) A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譯文應和原作同樣流暢）。
             回到國內，嚴復提出的“信、達、雅”被翻譯界公認為對翻譯的基本要求。透過譯界人士在不同歷史時期對“信、達、雅”的不同評價，可以看到我國翻譯理論的成長與發展。新譯時期，譯論史上的批評、爭辯熱鬧非凡。陳西瀅、瞿秋白對“信、達、雅”提出質疑，林語堂提出“忠實、通順、美”的標準，但是這些基本上沒有超出“信、達、雅”的范疇。解放后，尤其是上世紀50年代中期，譯界就翻譯標準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論戰，一方面提出“‘信、達、雅’的辯證統一”，另一方面認為“信、達、雅”完全不行。傅雷提出了“形似神似”，錢鐘書提出“化境”的翻譯標準，使譯學研究更加深入。這個時期在翻譯理論界注意應用辯證法來分析問題。俆永瑛認為“信”（客觀的、有效的）是初級的“達”，“達”是高一級的客觀的“信”，而“雅”是極高度的“信”和“達”。
             同時，這一時期譯界對于“信、達、雅”有了更客觀、更全面的認識。沈蘇儒說：“‘信、達、雅‘是嚴復翻譯經驗的總結、提煉和概括”，它是反映了而不是提示出翻譯的客觀規律。由于它反映了（盡管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深圳翻譯中外語文習性的差別）這一規律，因此它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對現實的指導意義，至今還有其生命力，但由于它并未提示出這一規律，因此它缺乏科學的精確性、深刻性和規范性。
            要想真正達到“信、達、雅”的標準，實在是太難太難啦，沒有十年漢語底子，沒有十年英語底子，沒有十年翻譯實踐的底子，也就是說，沒有30年積淀的底子，靠突擊、靠速成、靠耍小聰明等等，是絕對不可能達到的，因此我們可以發現，那些真正能夠達到“信、達、雅”標準的翻譯家，往往都是一些鬢發斑白的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