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來，譯者主體性成為譯學研究的新視點，不少翻譯研究者帶著為譯者正名的決心發出了“走向譯者”的響亮口號。對譯者主體性的探尋源自于對翻譯過程的關注，翻譯早已不再囿于單一的、靜止的結果，而被視為一個以譯者為中心，包含原作者、原文、譯文和讀者等諸多要素在內的動態過程。由于理論視角和翻譯觀的差異，對翻譯過程的劃分也不盡相同，例如：張今認為，翻譯過程“一般劃分為理解和表達兩個階段”[14：18]；劉宓慶認為，“全部翻譯活動過程可以歸納為分析與綜合兩個程序”[15：135]；法國翻譯學家拉德米拉爾同樣把翻譯活動劃分為兩個階段：“閱讀-解釋”和“重新寫作”[16：232]；釋義派理論認為翻譯是通過“理解”、“脫離原語語言形式”、“重新表達”和“檢驗”四個步驟完成的；喬治•斯坦納則把翻譯視為一種闡釋，而這種“闡釋活動”包括“信任”、“侵入”、“吸收”和“補償”四個部分。可以看出，無論是“兩個階段”或是“四個步驟”，盡管表述方式各自不同，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即翻譯活動首先是一個理解過程，而理解的對象便是原文，也就是說，譯者對原文意義的理解是翻譯活動得以進行的基礎。因此，在對譯者這一翻譯主體（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的關注層面上，翻譯批評同樣必須面對意義的理解問題。

在加達默爾看來，“沒有什么東西有如文字這樣生疏而同時需要理解。甚至與操陌生語言的人的接觸，也不能與這樣一種生疏性和陌生性相比較，因為不論表情語言還是發音語言總包含直接理解的元素”[17：214]。而翻譯（我們在此論及的翻譯均指筆譯）所面對的正是這樣一種疏離了原作者的文字流傳物。理解是翻譯的基礎，那么理解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呢？從施萊爾馬赫、狄爾泰到客觀主義解釋學的重要代表貝蒂、赫施，都把理解看作重構作者原意，認為真正的理解活動是“與作者處于同一層次，通過這種與作者處于同一層次的活動，本文就被解釋為它的作者的生命的特有表現”[17：247]，施萊爾馬赫甚至主張“我們必須比作者理解他自己更好地理解作者”[17：248]。然而，加達默爾對此表示懷疑，是否只有重構原作者的意思才叫理解？就算能夠追溯到作者的原意，這樣的復制能否代表理解的全部內涵？倘若作者的原意無法追溯又該如何？而在現代解釋學看來，認識文本的真正意思或作者本來的意思簡直是“理解的奇跡”，這既因為時間距離和人的存在的歷史性，也因為文字的固定化使陳述的意思與陳述者完全分離，本文不能被理解為作者主觀性的表現，“通過文字固定下來的東西已經同它的起源和原作者的關聯相脫離，并向新的關系積極地開放”[17：505]。意義是開放的，沒有一種意義是固定不變的，是可以通過重構作者原意而獲得的，每一代人、每一個譯者都必須以新的、特有的方式去理解歷史流傳下來的文本。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加達默爾明確指出，“本文的意義超越它的作者，這并不是暫時的，而是永遠如此的”[17：380]，理解不是一種復制行為，而始終是一種創造性行為。因此，在翻譯活動中，當譯者對原文進行翻譯時，不管他“如何力圖進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設身處地把自己想象為原作者，翻譯都不可能純粹是作者原始心理過程的重新喚起，而是對本文的再創造，而這種再創造乃受到對本文內容的理解所指導”[17：492]。任何作品“只有在理解過程中才能實現由無生氣的意義痕跡向有生氣的意義轉換”[17：215]，而這種“理解過程”就是閱讀。意義并非通過揣摩作者原意就可以揭示的，它只有在理解性的閱讀中得以具體化。接受美學更是強調閱讀是“將作品從靜態的物質符號中解放出來，還原為鮮活生命的唯一途徑”[18：344]。

可以說，在傳統的語言觀和意義理解模式被打破之后，意義具有了不確定性，單一的意義演變為多元的意義，封閉的文本成為開放的文本，理解不再被認為是對原作者主觀意圖的重構，而總是被誤認為獨立存在的視域——過去和現在、文本和解釋者——的融合過程，不同時代的不同主體都必須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歷史流傳下來的文本。只有當讀者在文本提供的文學背景中融入自身對世界和人生的前理解時，他才能“讓文本說話”，即把文本中潛在的意義具體化為一種當前的意義，而這種前理解包括與讀者自身的興趣、愿望、需要和經驗有關的一系列具體的期待。因此，對一部文學作品的真正意義的汲取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而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力正依賴于新的同化和解釋。實際上，現代解釋學把理解視為解釋者歷史性和主觀性結合的再創造活動的觀點為質疑傳統譯論的“原著中心論”、重新審視傳統的道德批評提供了最好的理論力量。既然所謂作者的原意不再具有權威性，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和作為創作主體的原作者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那么，正如托多洛夫在《批評的批評——教育小說》中所言，批評家“又憑什么可以掌握最高權力呢”[19：56]。

我們知道，在整個翻譯過程中，譯者作為翻譯活動的承擔者，處于一個非常特殊的位置，肩負著面對作者和面向讀者的雙重使命。正因為這樣，翻譯批評必須重視對譯者身份的關注。當貝爾曼提出“走向譯者”的響亮口號時，他首先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譯者是誰？他是職業翻譯家或是業余從事翻譯的外語教師？他除了翻譯者的身份之外是否還是進行純粹創作的寫作者？他的翻譯立場、翻譯方案和翻譯視界是怎樣的？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對譯者身份的考察過程中不能忽視的。但同樣值得關注的是，譯者在全部翻譯活動中首先遭遇的身份是“讀者”，一個從自身的歷史存在出發通過視域融合（我們在此借用加達默爾的概念，指同時拋棄純客觀解釋和純主觀解釋的溝通過去和現在的經驗和實踐）達到對原文創造性理解的解釋者。但我們知道，這并不是譯者身份的全部，另一方面，他必須通過語言轉換把他所理解的意義具體化，使原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獲得新的生命。這不僅是譯者區別于普通讀者之處，也是翻譯的真正困難所在，因為，“正如所有的解釋一樣，翻譯也是一種突出重點的活動”[17：492]。這種“突出重點的活動”表現在譯者必須避免一切模棱兩可的狀況，由于文字的疏離性和陌生性，文本中不可避免會存在某些難以確定的含糊不清之處，而譯者的特殊身份決定了他必須面對并克服這種陌生性、克服任何模棱兩可的意義，必須在譯文中清楚地表明自己對此作何種理解。可以說，翻譯中所發生的理解性閱讀是一種最深刻的閱讀，它不僅不能避免理解所普遍具有的歷史性、開放性和創造性，如薩特所言，是“知覺和創造的綜合”，更因為其主體的特殊身份而表現出“一種更為嚴重的解釋學困難”。在《翻譯和文字或遠方的客棧》中，貝爾曼羅列出翻譯中13種“使原文走樣的傾向”，其中包括句法結構合理化、詞語或意義明晰化、延長原文、美化原文、詩學意義上質量和數量的貧乏化、韻律的破壞等等。對于這樣種種翻譯的不足，任何批評者似乎都有理由加以指責，因為它們違背了翻譯的“信”的原則。然而，指出不足僅僅是批評的最低層次，若分析這些傾向之所以產生的原因，可以說，除去兩種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造成的翻譯困難之外，翻譯這種特殊的解釋學中表現出的“突出重點”的要求恐怕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雖然譯者作為解釋者總可以放棄原文中某些晦澀的東西，但這對任何一個嚴肅的譯者來說總是意味著某種程度的背叛。

以對原文的理解為首要過程的翻譯活動遠遠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一種語言的轉換，而是通過譯者與原文之間的對話使原文的意義得以再生，從而使作品在新的歷史空間得到交流、展現、完善與延續，于是，譯者，正如貝爾曼所說，“無論他是否在翻譯外來作品時是否從某些批評書籍中汲取養份，他都在各個層面上扮演著批評者的角色”[4：40]。而作為批評的批評、參與了對話的對話，翻譯批評與翻譯本身一樣也是基于前理解并等待著后理解的理解循環中的一站。在整個批評的過程中，批評者同樣不可避免地首先作為解釋者，基于自身的前理解對原文和譯文進行闡明，而這種闡明也必定被打上歷史和主觀的烙印，并必然遭遇在此之后來自于其他批評者的不同的理解和闡明。加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的“導言”部分開宗明義地指出，“理解和對所理解東西的正確解釋的現象，不單單是精神科學方法論的一個特殊問題。（……）理解本文和解釋本文不僅是科學深為關切的事情，而且也顯然屬于人類的整個世界經驗”[17：17]。因此，批評者并不具有某種君臨譯者和譯作之上的權威，翻譯批評的任務也不僅僅局限于發展一種批評的方法或模式，它首先需要一種精神，一種歷史的、開放的和自省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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