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翻譯理論大致可歸納為三個標準，分別是“信、達、雅”，也就是忠實、通順、美好。嚴復在《譯例言》中提出：“譯事三難，信、達、雅”以來于是就成為中國古代翻譯理論探索的濃縮，又成為近現代翻譯研究爭議的焦點。有人稱之為原則，有人稱之為理論，也有人稱之為標準。譯界時賢各抒己見，評價有貶有褒，但至今仍未有一家之說能夠超越它。
 要想真正達到“信、達、雅”的標準，實在是太難，沒有十年漢語底子，沒有十年英語底子，沒有十年翻譯實踐的底子，也就是說，沒有30年積淀的底子，靠突擊、靠速成、靠耍小聰明等等，是絕對不可能達到的，因此我們可以發現，那些真正能夠達到“信、達、雅”標準的翻譯家，往往都是一些鬢發斑白的老先生。
          透過譯界人士在不同歷史時期對“信、達、雅”的不同評價，可以看到我國翻譯理論的成長與發展。新譯時期，譯論史上的批評、爭辯熱鬧非凡。陳西瀅、瞿秋白對“信、達、雅”提出質疑，林語堂提出“忠實、通順、美”的標準，但是這些基本上沒有超出“信、達、雅”的范疇。解放后，尤其是上世紀50年代中期，譯界就翻譯標準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論戰，一方面提出“‘信、達、雅’的辯證統一”，另一方面認為“信、達、雅”完全不行。傅雷提出了“形似神似”，錢鐘書提出“化境”的翻譯標準，使譯學研究更加深入。這個時期在翻譯理論界注意應用辯證法來分析問題。俆永瑛認為“信”（客觀的、有效的）是初級的“達”，“達”是高一級的客觀的“信”，而“雅”是極高度的“信”和“達”。
         翻譯時要站在正確的立場上，表明正確的觀點，動筆之前不但需要深刻理解原文的中心思想和內容，同時還需要查詢相關的背景知識。這是做到“信”的最起碼要求。充分理解、反思核查、找出難點，特別是無法對譯的地方，然后再查字典和參考書、參考資料，記下相關的提示詞匯和術語。一篇好的翻譯作品，首先是充分地理解原作者的思想和意義。
         真正迎來我國譯界春天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年。這一時期，引進的各種文化思潮，為中國的翻譯理論界注入了新鮮血液。我國譯學繁榮發展，流派紛呈，見解各異。關于“信、達、雅”，大多數論者不贊成簡單地否認或拋棄，而應該采取修訂或重新解釋的方式。黨元從語言學角度進行翻譯：“信”是語義對等，“達”是行文對等，“雅”是功能對待。烏傳袞認為嚴復提出了一整套相當完整的翻譯理論，除翻譯標準外，還涉及翻譯態度、譯者素質、術語定名原則、翻譯與出版、譯才培養等。趙秀明認為嚴復首創的“信、達、雅”作為“譯事楷模”，將翻譯中的辭意美學推向極致。李欣強調以文無所謂清楚、固定含義的同時，也就是強調了譯者的創造性及主觀能動性。
         翻譯不應當倉促動筆，應當在準備妥當之后才著手翻譯，按照中外語言文字的不同習慣，盡可能地把作者的思想、語氣、風格、感情色彩再現出來。 這個過程就是一個追求“達”的過程。許多糟糕的翻譯，或者理解不充分不準確，或者翻譯者中文功底欠佳，翻譯作品不“信”不“達”，只是將文字碼出來，丟給讀者，令讀者閱讀時苦不堪言。有些作品，沒有依照中文的習慣來組織語言，使得翻譯過來的句子，讀者理解起來，非常費勁。
         孫致禮說，在中西文化交融的今天，翻譯已不再僅僅是雙語間的語言信息轉換，而是一種“文化傳真”，即把原語中所蘊含的所有文化信息盡量完備地傳達到譯語中去。可喜的是這一時期，我國的譯界開始走出以傳統的“怎樣譯”為標志的翻譯技巧的研究，在繼承傳統譯論和吸收外來翻譯思想的基礎上，深入到翻譯的原理、標準、單位、層次、翻譯批評、翻譯教學等諸多方面，并將語言學、符號學、篇章分析學、對比語言學、文化學等眾多相關學科的最新研究應用于翻譯研究。
 要做到“信”和“達”已經非常不容易了。而“雅”，就是更高的境界和要求了。“雅”體現了翻譯者的功力，文字的功力、文化的功力。要做到這一點，沒有大量的實踐和積累，實在是不容易啊。
        如今，在傳承先輩“信、達、雅”翻譯標準的同時，我們更應該注重語言的實際運用和作用。隨著時代的進步，對翻譯也提出了更好的要求。因此，新一代的翻譯工作者應當繼續完善翻譯理論，在繼承的同時不斷研究，不斷創新，重視翻譯實踐，重視翻譯目的，從而對中國的翻譯事業和對外交流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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