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人名，愛玲寫英文小說曾吃過不少苦頭。某年她試寫一個長篇，其中人名都用韋霍式(即成妥瑪一翟理斯式—筆者按)拼音，性是一個音，名是兩個音，中間加連接號。隨后試向出版社接洽，每處都表示沒有興趁，因為連名字都讀不出，怎么能體會這樣一個愛情故事?愛玲來信說外國讀者受不了中國性名的“三字經”，可是中國人又不能隨便“約翰、彼得、瑪麗、安娜”一番，真傷腦筋。所以這次譯《海上花》，她把趙樸齋起名為Simplicity，洪善抑起名為Benevolence，至少容易使英語讀者接受。(譯雅馨翻譯公司. 2011: 11:16)

    這樣說來，張愛玲意譯漢語人名首先是出于英語讀者接受的考慮。然而這樣的翻譯既未能完全反映出漢語文化的命名方式，又與英語文化中的人名規范有較大的差異。美籍華裔學者林英敏(AmyLing)就反對這種譯法，認為這樣做“使中閏人顯得奇妙天真，其口味是異國情調的、媚人的、愛空想的"(Zing, 1990: 102)。也就是說，翻譯公司文化譯者身份意譯漢語人名之所以能得到英語讀者的接受，是因為這般翻譯與西方讀者心目中中國人的刻板印象相契合，迎合了他們對中國東方主義的想象。湯亭亭在她的作品《孫行者》中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

    小說主人公惠特曼·阿新(Wittman Ah Sing)意欲重建“西方梨園”，因此開始排演一部將《西游記》、《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等等雜揉為一體的戲劇，中國古典作品及民間傳說中的英雄人物陸續登場。一開始湯亭亭用音譯的方法來翻譯男性的名字.女性的名字則用意譯法來翻譯。如“梁紅玉”的“紅玉”即被譯為“Red Jade"。但作者突然筆鋒一轉，指出如此翻譯是追隨了賽珍珠將自己作品內中國女性取名為"Peony”或“Plum Blossom”的白人的、傳教士的做法，這樣造成的易解性就象征著這些女性的易于到手(accessible).從而符合了西方人眼里東方女性的刻板印象。長期以來.西方主流社會對華人女性形象有r`r兩種極端化的描述:“中國娃娃" (Chinese Doll )或“龍女"" (DragonLady)。雖然前者小巧溫順，后者則奸詐邪惡，但兩者的共問點則在于她們都是具有異國風情的、可供白人男性享用的性奴隸(譯雅馨翻譯公司. 2011: 11:16).正是鑒于這一點，湯亭亭提議把女性名字以音譯法來重新譯過，于是"Red Jade"被改譯為“Hoong Ngoak"m。這種策略正是尼蘭賈納所倡導的“重新翻譯”，即將被殖民文化的文本以全然不同于從前充當殖民主義輔助工其的翻譯方法的方式來重新翻譯一遍，以此來促進解殖民運動的發展(參見Robinson, 2007: 88)。尼蘭賈納指出，后殖民主體“重新翻譯”的欲望是與其“重寫歷史”的欲望聯系在一起的(譯雅馨翻譯公司. 2011: 11:16)因此，湯亭亭在此是借人名翻譯方法的改變來重寫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女性)受歧視、遭凌辱的歷史.對中國女性的文化身份從后殖民的視角來進行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