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4月24號，據譯雅馨翻譯公司了解到，伊格爾頓對解構主義的評價的確一語中的，它雖然沒有給我們帶來我們所需要的翻譯批評理論，但確實為我們帶來了啟示，讓我們開始重新思考翻譯批評的百的性問題。

在解構主義之前的翻譯批評是文本內部的和語言層面上的，當我們說“這是一個好的譯作”時，我們在意味著什么？可以說是指譯者在語言技巧的運用上是純熟的或所表達的意思是“忠實”于原文 的。這里不會包括人們為什么選擇這本原作來翻譯，它有何科學價值或藝術價值，又宣揚了怎樣的道德觀和文化觀，對于我們民族文化有何裨益，對社會進步有何意義等一系列問題。這就是說原來的翻譯批評只停留在了技術（技巧）層面，忘記了翻譯活動是人的一項重要的社會實踐活動，忽視了它對人類生存和社會進步的價值和意義，如果僅止于此，人們會問，如果一部譯作譯得很忠實，技巧運用很純熟，但思想內容卻是有害的（例如誨淫誨盜之類），這時我們又應如何評價，難道我們也仍可以說這是一部好的譯作嗎？當然不能，這就說明原來的批評是片面的，須知翻譯批評是要擔負社會責任和義務以及文化責任的，傳統上的翻譯批評是過于狹窄了。觭構主義譯學范式打開了文本的封閉，開始了文本之外因素的研究，如譯者目的性的功能研究，意識形態問題，權力話語的影響，文化差異與強弱，翻譯典律的制定與變更，文化殖民與本土利益保護等等的諸多方面研究， 總之，是翻譯批評與政治、文化、歷史密切地結合了起來，極大地拓寬了研究視野，對翻譯活動的社會性本質與人文性本質有了更深刻的揭示，而不再僅僅是語言文字層面的技術操作活動了。這對于翻譯批評研究而言，無疑是巨大的啟示，使得人們開始把批評的目光從語言文字及文本層面轉入到文本形成的過程和背后，關注譯文文本形成的原因以及作用于其上的各種力量和所施加的影響，關注它的社會價值與文化意義，分析它對人的自由和解放以及人的自我完善的作用與意義。所以，它的藝術價值、文化價值、道德價值、知識價值等等都在評論之中，都成了翻譯批評所研究的內容，這樣才切中翻譯批評的真正目的。從此，文本批評和語言批評轉移到社會批評、歷史批評和文化批評的層面，也就是把原來的翻譯批評提升到翻譯批評學的層面，它這時需要的理論指導也不再是語言分析理論和翻譯理論，而是評價理論。評價理論是屬于價值學的范疇。所謂價值學（或價 值理論、價值哲學），是對價值研究的學說。價值是客體屬性對主體需要的滿足，所以它涉及客體與主體兩個方面，價值是主客體關系在 人們頭腦中的反映。離開主體或離開客體都不可能產生價值問題。人類一切社會實踐活動都是價值性活動，翻譯亦不例外，人們翻譯什么，為什么要翻譯，如何翻譯都是人們價值選擇的結果。價值選擇是以價值判斷為基礎的，選擇的原則是以主體需要為準則的。我們評價一部譯作或一次翻譯活動，檢驗的原則首先是它在何種程度上滿足了人的需要、社會需要或有何文化意義，其次才是看譯文的質量，是否合乎規律性，是否將原文中有益于譯者主體或譯者社會主體的屬性保存下來，傳達出來。所以價值學的最高原則始終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辯證統一，而其中合目的性又居主導地位，合規律性是為了更好地合乎人的需要的目的。由是觀之，我們會發現原來（解構主義范式之前）的翻譯批評的著眼點就出現了問題，它只關注客體的規律性，并視之為全部，而把主體需要置于不顧，所以就不可能是一種價值判斷，而陷入了以認知為主導的事實判斷的窠臼。須知， 人文科學的成果本身并不是完全外在于人的自然自在物，而是自為性的存在，完全是人創造出來的產品，是作者情感與意志的符號化形式，是作者對它所在的社會和文化批判性選擇和評價的結果，反映著他的立場和觀點，如價值觀、是非觀、道德觀和文化觀及審美觀，而且作為社會人的他，也在作品中反映著人作為歷史和文化存在的本質。 對于這些內容，我們檢驗它的方式也只能是從價值的角度來評價它， 而不是對它用認知的方式去作真假或是非的實然判斷，而是用評價 的方式作應該與不應該的應然判斷。關于這方面的區別，著名哲學家休謨在他的《人性論》一書中皁就有所關注，他說我卻大吃一驚 地發現，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題中通常的‘是’與‘不是’等聯系詞， 而是沒有一個命題不是由‘應該’或‘不應該’聯系起來的，這個變化是不知不覺的卻是有極其重大關系的。”

反觀我們以往的翻譯批評，我們恰恰是以實然判斷的方式去檢驗形式是否對應的問題，甚至是把形式當成了本體，使形式批評變成了翻譯批評的唯一內容。我們知道，形式固然重要，但它只是構成本質現象的本體論條件，而不可能代替本質而成為中心。這種形式批評永遠不會導致價值批評，因為形式本體論是拒絕價值評價的，這里當然也包括結構批評。這是原來批評始終沒有進人價值評價的原因。

但是后來出現的接受批評和對話批評又走上了另外一個極端， 即從客體一端跑到了主體一端，它們完全無視客體的存在而無限張揚主體性，這一轉變當然是有其進步意義的，因為它徹底擺脫了唯科學主義的束縛，使譯學研究回歸了人文，開始從人的生存意義的角度 考慮這一問題，突破了結構主義把人作為齊一性的社會存在，因而被視作可忽視的因素，它強調了人之所以為人的主觀性、能動性和創造性，即個性問題。但是，也正是由于對個性與個性差異的強調，結果讓各自不同的前理解視域左右了閱讀活動和意義建構活動，從而也使批評活動陷于混亂，即失去規范性與理性的制約，結果出現無限制的意義生成，無標準的翻譯批評。這種觀點的持有者完全忘記了讀者或批評者是具有原初性的受動性質，也忘記了任何歷史與文化的 創造并非是無形式的活動，接受者也并非是無前提和無制約的孤立的個人，正確話語的生成也必須經由社會性的對話參與。

綜觀以往的翻譯批評，或偏執于客體或偏執于主體，都只能使翻譯批評活動偏離正確的道路。要開展翻譯批評學的研究，我們必須以價值哲學為基礎，以評價理論為指導，以現實的生活世界為參照， 以翻譯活動的社會價值與人類生存意義為核心內容，以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為準則建立起翻譯批評學的理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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