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慶先生1981年到南開大學哲學系講西方哲學史，談到外國哲學著作的漢譯本看不懂時說：“看不懂，就是譯錯了。”先生說得平平淡淡，但我記得格外清楚，原因有兩個。第一，我當時正在南開讀大三，讀不懂譯本，總是怪自己水平低，既不敢懷疑作者，也不敢懷疑譯者。第二，先生舉了幾個西方哲學史界“謬種流傳”的翻譯例子，“始作俑者”居然都是他自己。

王先生30多年前說的話，對今人仍是最有智慧的提醒。

凡是認真做過翻譯的，都深知譯事艱難，無論多么小心翼翼，都難免出錯。楊絳先生是大翻譯家，對誤譯有很生動的比喻：“平心說，把西方文字譯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項極繁瑣的工作。譯者盡管認真仔細，也不免掛一漏萬，譯文里的謬誤，好比貓狗身上的跳蚤，很難捉拿凈盡。”魯迅先生用10個字總結他的翻譯經驗：“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但是，老虎也有打盹兒的時候。王太慶先生譯尼采的《察拉圖斯忒拉的序言》，就因為看錯一個字母，把絆住一條腿誤譯為偷去一條腿。針對文藝界重創作輕翻譯的現象，王先生說翻譯并不比隨隨便便的創作容易，是經驗之談，更是公平之論。

承認誤譯難免，不意味著對誤譯聽之任之。一類誤譯是無心之過，可原諒。這類錯誤，多數是因為譯者一時懶惰或疏忽。例如，歐洲民間有句格言，稱為金科玉律都無妨，意思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相同，但因為是演繹《圣經》的教訓，一般照字面譯作“你愿意別人怎樣對待你，你就應當怎樣對待別人”。這句話，有人譯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還有人譯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最嚴重的懶惰是望文生義，強作解人。這樣的例子就多了，平淡無奇的，把“箭術”譯為“劍術”，把“彈音階” 譯為“學音階升降”，把“一夜之間”譯為“日復一日”或者“一天天過去了”；三分離奇的，把“箭術中的禪”譯為“合掌坐禪藝術”或“禪宗射箭術”，把擺脫血緣紐帶譯成“從與低等血液的結合中顯露自身”，把“群體暗示”譯為“批量建議”；不可思議的是，把“刨平木頭”譯成“種樹”或“放好木樣”，把“心理陽萎”譯成“心理無知”，把“營養良好”譯為“長得肥胖”。

很多時候，懶惰是病癥，傲慢是病根。翻譯很難，仍有人大翻特翻，往往不是他們知難而進，而是他們目空一切，不知道翻譯的風險，甚至以為翻譯可以兩頭騙，是名利雙收的捷徑。有的人外語學個半通不通，就膽大妄為，什么學科的書都敢翻譯。因為傲慢，也就不在乎自己的名譽。所以，源于傲慢的誤譯，是明知故犯，最難糾正。即使讀者指出了錯誤，譯者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繼續埋頭濫譯。

王太慶先生曾有幾篇關于翻譯的遺稿，念念不忘提高西方哲學著作的翻譯質量。他說，首先，譯者要有職業精神。職業精神，首先是敬業。敬業，是因為服務對象是衣食父母，也是因為任何職業都有競爭對手，不敬業端不穩飯碗。譯者敬業，還意味著有良心。譯者要尊敬原作者，還要尊敬節衣縮食買書的讀者。有的譯者自稱譯書雖不賺錢，“但樂”。不介意賺不到大錢，可敬。以翻譯為賞心樂事，佩服。但是，萬萬不可以找樂兒的態度譯書，否則就是拿不懂中文的作者找樂兒，也拿只懂中文的讀者找樂兒。創作和研究可以獨樂，譯書不能獨樂。譯者樂還不夠，還要作者樂，讀者樂。否則，譯者樂了，作者哭了，讀者懵了。

職業精神，再進一步是專業精神。治學貴有專長，翻譯也貴有專長。認真嚴肅的譯者，都深知隔行如隔山。只有半瓶子醋，才偏偏喜歡夸耀自己譯著跨越若干學科。這些人以越界為榮，其實是自曝其短。

不言而喻，要求譯者有職業精神和專業精神，先決條件是翻譯成為一個體面的職業。現在的環境下，靠譯書活不了，至少是活不好。沒有法治的圖書市場，不能保護譯者的權益，也不能保護讀者的權益。沒有公開公平的專業批評，拙劣的翻譯不僅永遠不會杜絕，還可能劣幣驅除良幣。在這個情勢下，如果效法傅雷先生，以譯書為生，慢工細活，恐怕得饑寒交迫。

話說回來，拙劣的翻譯也不是全無用處。錢鐘書先生說：一個人能讀原文以后，再來看錯誤的譯本，有時不失為一種消遣，還可以方便地增長自我優越的快感。一位文學史家曾說，“譯本愈糟糕愈有趣，我們對照著原本，看翻譯者如何異想天開，把胡猜亂測來填補理解上的空白，無中生有，指鹿為馬，簡直像‘超現實主義’ 詩人的作風。”

拙劣的翻譯還有更“積極”的作用，它能刺激不甘心上當受騙的讀者下功夫學外語。真的，立志揭穿翻譯界有意無意的騙子，學外語會變得很好玩兒，很有成就感。不信你就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