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國現代翻譯實際家早就相熟到翻譯的同化功用。《法句經序》記敘的那一場對于“信”、“達”、“雅”的探討，已觸及同化的問題。事先的譯論家已注意天竺言語與漢異音，名物不同.實不易，并且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來凸顯不同言語之間的差別，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來指出譯語在翻譯歷程的同化。道安論翻譯的“五失本”，第一條就指出“胡語盡倒”，強調胡語與漢語在語法上的差別。鳩摩羅什曾指出漢語與胡語在文體上的差別，批語直譯派的作品“雖得粗心，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穢也。”釋贊寧把翻譯比作將繡花紡織品的側面翻過來，深圳翻譯關聯是命題的基本特性（“翻也者，如翻錦綺，反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指出譯語與原語的差別。

        顯然，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譯者對penis這個詞作了不同的詮釋和意象轉移。為什么其中的差別如此之大？重要的起因還在于意識形態的影響。譯者要為某一套意識形態效勞，就會配合這一意識形態建立某種形象。當原作的文化意象與譯者的社會文化意識不相符或不相容時，譯者便會根據他要效勞的譯語社會的意識形態可以接收的形象作隱形的移植。

       我們用修辭功用等值的準則來對待翻譯和翻譯鉆研，天然有正確理解原文、翻譯表白的一整套與此相應的方式論。這是功用翻譯實際最突出的中央。因為功用翻譯已經有了對照完全的體系，因此本文只能概括一些基本的、重要的方式加以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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