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翻譯難，《黃帝內經》的翻譯更為不易。由于年代久遠，語言晦澀，理淪深奧，再加上各家注解不一，將其譯為白話文已頗為不易，更何況譯為英語!

我最初嘗試翻譯《黃帝內經》是在1987年春，那時我在陜西中醫學院講授英語。因工作之需，開始學習中醫并接觸到了《黃帝內經》這部曠世奇書。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哄的墓本理論，我常常在課后將老師在課堂上講授的教材內容翻譯成英語，以加深理解。中醫教材中有許多《黃帝內經》的引文，老師在講解的時候說，《黃帝內經》原文很難理解，很難翻譯。出于初生牛犢之勇，我悄悄地開始翻譯《黃帝內經》，然而很快就發現自己成了唐•吉可德，那一個個希奇古怪的詞語就像一座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山峻嶺，難以理解、難以把握、難以翻譯。

我第二次開始翻譯《黃帝內經》是在1990年初。那時我正在西安醫科大學攻讀專門用途英語碩士研究生，在導師邵循道教授的指導下，開始系統地研究中醫英語翻譯問題。為了更深人地了解中醫英語翻譯所涉及到的語言、文化和民族心理等問題，在導師的鼓勵下，我在課后又開始翻譯《黃帝內經》。從1990年春到1994年秋，我基本翻譯完了《素問》和《靈樞》的部分章節。之所以說是基本譯完《素問》，是因為所譯均為草稿，未經任何修改，另外譯稿中還有很多問題——包括難以理解的詞句和不知如何表達的概念——都沒有解決。《靈樞》經的后十幾章是我1996年到上海中醫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陸續完成的。

通過多年的翻譯實踐，我深深感到《黃帝內經》就像唐詩宋詞一樣，幾乎是不可翻澤的。即使勉強翻譯了，其內涵上的“信”，表述上的“達”,文字上的“雅”也很難做到。就一個“信”字，就足以使譯者“白發三千丈”了。譯稿雖然勉強草就，但讀來佶屈聱牙，詞不達意。在與友人的通信中，我感慨的說，《黃帝內經》恐怕是此生難以完成之事業。譯稿因之而被束之高閣。

2000年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的編輯跟商談出版英譯《黃帝內經》事宜。幾經考慮，我接受了該編輯的約請，答應抽時間對原譯稿進行修改補正，準備適時出版.正在我準備動手修改譯稿之際，世界圖書出版西安公司也對出版《黃帝內經》英文譯本表示了極大的興趣。于是兩家出版社決定聯合出版《黃帝內經》英譯本。

然而當我拿出封存了多年的譯稿時，才發現早年的譯稿其實是不能用的。因為那時對中醫的理解甚為膚淺，對中醫翻譯的實質也缺乏足夠的認識，再加上翻譯經驗不足，所譯之稿從理解到表達都存在諸多問題。為了保證譯文的質量，盡量減少對原文的損益，我決定放棄原譯稿，重新翻譯《黃帝內經》。在動手翻譯之前，我首先對中醫翻譯在國內外幾十年的翻譯實踐和研究探索進行了認真地總結分析，對自己以往在中醫翻譯上的種種失誤進行了深刻地反思，重新探討了中醫翻澤的原則問題，確立了《黃帝內經》英語翻譯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及應該采用的墓本方法。2001年初開始動筆重新翻譯《黃帝內經》。因有十年前的譯稿作基礎，有譯前廣泛的資料準備，翻譯中雖有種種困難，但在上海中醫藥大學周國琪、曲麗芳、張抱芳等專家教授的幫助下，大部分都基本得到了解決。（文章摘錄自《譯海心語：中醫藥文化翻譯別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