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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包括文學翻譯在內的文學活動是一種對話,那么翻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實質上是一種對話的參與。這種對話是如何發生的呢?這是在文本的召喚結構和譯者的審美經驗的期待視野互相作用下發生的。
我們知道,文學的本體范疇由三個方面內容構成,即創作主體(即作者)、作品(即文本)和接受主體(即讀者,譯者當然也必須首先是讀者,而且是更細心的讀者)。這三者缺一不可,否則就不能構成整個文學活動。翻譯者面對的并不是作者本人,而是文本。但這絕不意味著他面對一些無生命的文字,因為文本是創作家藝術活動的成果,是他審美創造主體性的對象性和語符化,是他的靈感、想像、構思等創造性和內在生命的外射和移注,文本語符一旦被作者審美創造的生氣所灌注,便獲得了文學性的特質,但這種特質在未經審美接受之前只是潛在性的,只是一種審美的可能性,它潛藏在文本結構的各個層次之中,形成一個具有開放性和召喚性的結構,等待讀者的審美參與,即解讀,也即對話。這樣,文本就成了聯結作者和讀者的紐帶,讀者解讀文本,就是在同隱含的作者進行對話和交流。
對于文本內在結構的召喚性,接受美學曾提出過十分精辟的見解。接受美學認為文學作品存在著意義的“空白”和“不確定性”,各語義單位之間也存在著連接的“空缺”,同時也存在著對讀者習慣視野的否定,這種否定會引起讀者心理上的“空白”。所有這些性質都會激發和誘導讀者進行創造性的填補和想像性的連接。而這一過程也正是讀者不斷地與作者對話、商榷、爭論、調和的過程,他們或達成一致性的見解,或各執己見,但總有新的意義生成。這個過程在從語言學到心理學的各個層面上發生,也在文本從語音語調,到意義建構、修辭、意象、形而上質等各個層次上發生。越是文學性強的作品就越具開放性和召喚性,也就是為對話提供更多的契機和空間。
在讀者方面引起對話的動因主要在于每個讀者都不是帶著一片空白進入一個新的文本的,如果是那樣,他也不可能進入一個文本。他有著先有和先在的知識結構,就是有著海德格爾所說的“前結構”或“前理解”,伽達默爾干脆把這種前結構稱作翻偏見”。他在《哲學解釋學》一書中指出:“偏見并非是不正確的或錯誤的,并非不可避免地會歪曲真理。事實上,我們存在的歷史性包含著從詞義上所說的偏見,為我們整個經驗的能力構造了最初的方向性。偏見就是我們對世界開放的傾向性。它只是我們經驗任何事物的條件—我們遇到的東西通過它們而向我們說些什么。”
接受美學的奠基人堯斯把這種“前結構”的概念發展為“審美經驗的期待視野”的概念.他把我們的世界觀、人生觀、一般文化視野、藝術化素養和文學能力都歸納到這種前結構和心理圖式之中,并分為定向期待和創新期待兩種類型。定向期待表現為一種習慣傾向,是讀者世界觀、文化索養、審美情趣和鑒賞能力等期待視界的構成要素交匯成的慣性心理力量,一種內化為心理機制的文化習慣,是他這個主體的自我顯示,是一種主體本質的對象化,因此可以形成一種同化作品世界為自我世界的動力和需要,在閱讀中起著選擇、求同和定向的功能。但是真正的讀者往往不滿意于被動地接受作品信息的灌輸,而總是有一種打破習慣方式,調整自身視界結構、擴大視域范圍、以開放的姿態接受作品中與原有視野不一的、沒有的甚至相反的東西的傾向。
這就是一種創新期待。這種期待是一種動力,它在人類的一切活動中都起創新作用。閱讀文本時也不例外,讀者不會滿足于那些程式化的陳詞濫調,或與自己視域完全吻合的東西,而是尋找與自己不同的、相矛盾的或從來未接觸過的東西,即新奇、陌生的東西。這就會引起視界的變化和視域的擴大,導致自己的視域與作品視域的沖突和矛盾,從而增加對話的機會,擴大對話的領域,從中領悟新的意義,從而使閱讀活動更為活躍積極,也使翻譯更具創造性。
實際上,翻譯活動就是譯者的這種期待視域與作品召喚結構互相作用下形成的創作主體與接受主體間的對話,說到底,翻譯的整個過程都是譯者在通過文本中介與隱含的作者的對話,譯者的活動就是一種對話的參與。
但譯者的對話活動與閱讀者的對話活動又不都是完全隨意的,因為原文本雖然留下許多的不定點、空白與空缺,但仍然是一個已提供了的“圖式結構”。你可以在不確定點、空白與空缺之處發揮再創造的能力,使之具體化,但仍不可能忽視圖式結構框架的定向功能和限制作用,否則你就違背了對話的原則。
此外,閱讀與翻譯的對話活動又有很大區別,因為閱讀者的對話可以生成他認為有意義的新的東西,不必考慮留有于什么余地,而譯者則不然,因為他并不把他闡釋中的所有聯想、所有意義都如實寫下來成為譯文文本的內容,他必須留給他的譯文讀者以充分的闡釋空間,讓他的譯文讀者與譯文文本對話。如果一位譯者不注意這樣的區別,而將自己的設釋一股腦兒表現在譯文文本上,他就實際上是封閉了原文廣闊的闡釋空間,變原來的開放文本為封閉性文本,變原來的對話為獨白,變成了譯者的獨白。從這一意義上講,我們可以說原文文本既有決定了的性質,又有自由開放的性質,而譯者則既有論釋文本的權力,也有受文本制約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