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深圳翻譯機構譯雅馨了解到，在2014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多語種圖書舉行了首發式，向國際社會更好地介紹了中國的治國理念和執政方略。

領導人的多語種書籍，往往會向世界開啟一扇觀察和感知中國的重要窗口，出書過程中也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毛澤東的慣例

在西方，最早介紹翻譯毛澤東著作的是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1928年寫成《中國大眾：1927-1935年間的革命斗爭》，介紹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主要內容，報道了朱毛會師和第一次、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的情況，此書的出版讓西方對毛澤東的思想有了初步認識。

1934年，共產國際翻譯出版了第一本毛澤東文集《經濟建設與查田運動》，內容包括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其他3篇文章。毛澤東的思想從此開始在共產國際內部傳播。

上世紀40年代，日本開始接觸并翻譯毛澤東的著作。抗戰時期，就有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機構收集出版毛澤東著作。到1952年，陸續出版了幾種版本的《毛澤東選集》1-3卷，其中單行本《實踐論》《矛盾論》印數達到30萬冊。解放后，朝鮮、蒙古、阿爾巴尼亞、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也大量翻譯出版毛澤東著作，學習借鑒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經驗。

出版大量多語種書籍，稿費要怎么算？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吳連登回憶：那時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翻譯出版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經常給毛主席匯稿費過來。對于朝鮮、阿爾巴尼亞等國匯來的稿費，毛主席讓中央辦公廳一一退了回去。

在“捷克要求出版《毛澤東選集》”的檔案記錄中，有一份外交部的報告證實，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共產主義團體出版社通過外交途徑要求譯介主席著作的，毛澤東曾多次拒絕版稅，他所關注的是翻譯母本的版本、翻譯質量的好壞。對于各國通過外交途徑要求譯介其著作，不要版權費已經成為了毛澤東的慣例。

與境外出版社合作的開始

深圳翻譯機構所知，《毛澤東選集》風靡全球，此前西方國家也有其他中國領導人著作的譯作，但是除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們”，大多數外國出版商沒有經過中國官方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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