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4月01號，據譯雅馨翻譯公司了解到，翻譯系統之混沌體現在實踐(翻譯工作者的作業) 和理論(翻譯系統自指性的描述) 兩個層面,但不限于這兩個層面。這種說法,本身是對翻譯混沌系統的一種簡單化處理。不管分類方法和范疇多么不可靠,畢竟,為了說明復雜問題我們得訴諸各種分類方法和范疇。

在實踐層面上,我們得承認,翻譯是建立在各種變量的基礎上的,如翻譯的目的、翻譯的專業領域、承載翻譯結果的媒體、譯者的不同、譯者從事翻譯工作的目的、譯者的雙語能力、譯者的知識面、譯者的心理狀態和生理狀態、譯者所處的時代、工具書齊全與否與質量、翻譯技術手段的應用、翻譯工作的時限等等。這么多的變量加起來肯定構不成一個常量。翻譯結果的不同源于各種變量,這些變量有些是可知的有些是不可知的,于是,翻譯的結果是不可知,是不可預測的。任何一個初始條件的變化都如蝴蝶震動翅膀對天氣的影響一樣巨大。為了說明問題,我們以翻譯中的文本操作為例:

友邦人士之來僑居于中國者,其勢不能不有所感想于中國。此等感想,出于憐憫之態度者,將占絕大多數,出于失望者,間或有之,至若真知灼見,能洞察而明了中國者,恐將等于鳳毛麟角。固不問其人本為愛中國者抑為憎中國者, 即令其人實未身臨中國,有時亦免不了頻涉遐想,覺得中國是一個遙遠縹緲的老大國家,一若不甚與此世界相連屬者。———《吾國與吾民》“閑話開場”。

外國人一旦來到中國,總是不得不有所感想。他們總是同情中國,有時也不免失望,然而卻很少能夠真正地理解與鑒識中國,因為他們總是在說愛中國或者恨中國。也許一個人在來中國之前,有時會想,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大國,遙遠縹緲,似乎不屬于這個世界。———《中國人》“引言”(郝志東、沈益洪譯)。

這兩段截然不同的譯文來自林語堂的英文作品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Lin Yutang , 2000) 開篇
Prologue :

When one is in China , one is compelled to think about her , with compassion always , with despair sometimes , and with discrimi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very rarely. For one either loves or hates China. Perhaps even when one does not live in China one sometimes thinks of her as an old , great , big country which remains aloof from the world and does not quite belong to it .

比較兩個版本的譯文,我們至少可以發現這些不同點:

1. 兩個版本除“來”、“中國”、“感想”、“愛中國”、“有時”、“遙遠飄渺”和“世界”幾個字段外,基本不再有字面相同的地方,而“遙遠飄渺”的兩次出現也純屬偶然;

2. 黃譯包括了“之”、“者”、“也”、“其”、“若”等明顯的文言文痕跡,使用的語言為早期白話文;而郝譯明顯地為現代白話文;

3. 黃譯“此等感想,出于憐憫之態度者,將占絕大多數,出于失望者,間或有之”與郝譯“他們總是同情中國,有時也不免失望”在句式上和與上句的邏輯關系上都有重大不同;

4.“即令其人實未身臨中國”與“也許一個人在來中國之前”,顯示兩種版本的譯者對原文的理解有時有著明顯的差異;

導致這些不同的變量歸結起來至少包括三個,而變量“譯者”還包括幾個分變量:譯者(分變量:譯者是誰;譯者的英文理解力;譯者的中文表達力:譯者的中國文化背景:譯者經驗;譯者翻譯時的心理狀態;譯者翻譯時的身體疲勞狀態) ;譯文產生的時代背景;譯文產生的先后順序。

這三個變量,加上語言和文化先天的鴻溝,注定要產生完全不同的譯本。即使是同一個譯者,隨著其翻譯觀的改變、翻譯經驗的增加、時間的變化或歷史時代的變遷,甚至隨著心理(如動力、情緒) 和生理狀態(如疲勞度) 的變化,在不同時間產生的譯本也不一樣。也就是說,我們不可能兩次把腳踏在同一條河里。

實踐上的混沌注定要反映到理論上。至少在幾百年前就有人說過“, 一切翻譯對我來說都是要解決不可能解決的問題(Hermans ,2004 :17) ”。翻譯不存在絕對的標準和絕對的正確,連“準確”這個詞都無說得清楚的意義。所以,林語堂先生(林語堂:1994)會說“譯學無成規”,甚至認為真正的藝術作品是不可譯的,即使翻譯也是勉強而為之。而且,翻譯理論是充滿了不清楚的概念的沒有體系的體系,即也是個開放的混沌子系統,如翻譯理論所存在的基礎“翻譯”二字的意義也不是絕對確定的(Hermans ,2004 :46254) ,再如最基本的“直譯”和“意譯”概念就被林語堂先生所反對:誰能保證“直譯”主張者在實踐中不會把它變成“依字直譯”即“死譯”,而美其名曰的“意譯”,一不小心就被人用來做“胡譯”的替身。“對等”只是個標簽, 是個概念而無法成為標準(Hermans ,2004 :96298 :褚東偉,2003 :77) 。我不是也反對使用這樣的名詞,有時為了說明不清楚的問題我們還必須借助相對清楚的概念范疇。不過翻譯的混沌性質決定了誰也無法建立自己的范疇體系一統天下,不管他怎樣具有雄心壯志。在理論層面我們也可以找出一些變量:如翻譯活動在社會中的作用、研究者的立場(翻譯實踐者、翻譯系統內部的理論工作者、翻譯系統外部的研究者) 、翻譯新領域的出現、其他學科的進展、研究方法的使用、可使用的技術手段等等。這些變量,和那些隨時可能出現的其他變量一起造成了翻譯理論方面的混沌。這樣說起來,聽上去太聳人聽聞,好像翻譯不可行,翻譯研究不能有所作為。下文我們著重探討混沌的對立面秩序和怎樣在混沌中找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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