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30日，據譯雅馨翻譯公司了解到，翻譯與社會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呢？相信這是很多從事翻譯的譯員非常關心的問題，下面讓譯雅馨翻譯一起與您分享一些觀點吧！

翻譯對社會的推動力，還在于對民族精神和國人思維的影響。魯迅的翻譯實踐和追求可為我們理解這一問題提供某種答案。王彬彬在《作為翻譯家的魯迅》一文中談到：“啟蒙，是魯迅畢生的事業；而啟蒙的重要方式，便是把異域的新的思想觀念，把異域的精神生活，介紹到中國來。

在20世紀的中國，可以說魯迅是對翻譯事業最重要者之一。而且，在翻譯上，他有兩個獨特的方面。一是注意介紹弱小民族的精神生活，思想行動。與只把眼睛盯著西方強國者不同，魯迅早年在日本時，便留心搜求被壓迫民族的作品，并把它們譯介給中國讀者。因為他覺得弱小民族、被壓迫民族與中國境遇相同，因而對中國讀者更具有現實針對性，更能促使中華民族反省和覺醒，更能激發中華民族的血性、熱情和斗志。另一方面，是他希望通過翻譯，改造漢語，從而最終改造中國人的思維方式。

對作為翻譯家的魯迅的這兩點評價，應該說翻譯界已經基本達成共識。就王彬彬所說的魯迅的兩個獨特的方面而言，我們認為兩個方面是互為一體的。一是翻譯對于精神塑造的作用，二是翻譯對于改造語言最終達到改造國人思維方式的作用，這兩者在本質上是相通的。思維的改造與精神的塑造是推動社會變革的基本力量，而翻譯對于這兩者所起的作用往往是直接而深刻的。

翻譯之于社會的推動力，還在于對社會重大政治運動和變革實踐的直接影響。且不談在整體上翻譯對于近代社會的變革所起的先鋒作用，就拿我們熟悉的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這部小小的劇本為例，便可清楚地看到一部書的翻譯對于中國社會特別是對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起著何等巨大的影響。茅盾認為易卜生和“新文化運動”“有一種非同等閑的關系”。蕭乾認為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形象“對我們的影響之大是西方人難以想象的，起自黃帝時代的社會習俗受到了挑戰，個人開始維護他們獨立思考與行動的權力，中國，這個在亙古未變的山谷中沉睡著的巨人突然從一個使人苦悶的夢魘中驚醒了。”

確實，如鄒振環所說：“娜拉在‘娜拉熱’中也演變成一種符號，即成為我們心目中的‘革命之天使’、‘社會之警鐘’、‘將來社會之先導’和‘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這個符號所揭示的《玩偶之家》的思想深度和廣度由此可見一斑，而該劇在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全面的影響力為翻譯的作用作了有力的詮釋。（參見《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第257-263頁）總之，套用季羨林的一句話：翻譯之于社會的作用“大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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