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所說的翻譯學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翻譯理論主要是對翻譯活動有指導作用;翻譯實踐則是在理論指導下的活動。要對翻譯學的模糊性進行研究,就要從理論和實踐的模糊性入手。
       翻譯能夠被看作是再創造的過程。多年來,大家都把“精確”奉為是評估翻譯好壞的標準。但事實是,有許多事物不能用單一的標準來鑒定。這些事物在被譯成它國言語時能夠沒有與之相同的表達。
       模糊性翻譯是翻譯的一個重要方面,尤其是翻譯的定義和規范疑問,長期以來一直是大家關注的焦點,令人遺憾的是到現在為止大家還未能達到共同的見解。關于翻譯的定義,翻譯公司提出了各種不一樣的解說。前期,大家僅僅把翻譯看成是言語之間變換的活動;慢慢地大家發現翻譯不僅僅把一種言語翻譯成另一種語言的活動,同時翻譯也是一種信息轉換的過程,把信息從外文變換為目標語言。英國聞名翻譯理論家J.C.Catford 曾以為翻譯是一項對語言進行操作的工作,也就是翻譯是用一種語言的問題(text)去替換另一種語言的過程。后來,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奈達把信息理論引入到翻譯中,他以為翻譯是在接收語中尋覓原文信息盡可能挨近的天然的對等話語,首先是含義對等,其次才是文體的對等。可以通過實踐證明,這些定義并不能完全地解釋翻譯實質的疑問。
       同樣地,譯員在創造即翻譯時遵從的翻譯規范也被大家視為評估翻譯好壞的規范。有些譯員把讀者反映作為翻譯的一個重要規范。可是,顯而易見的是讀者也是分為多種的,如青年讀者、中年讀者、老年讀者,當然規范不一樣分類也不共同。咱們不能用一種規范就決然對某事物做出結論。同樣,也不能用一種規范來鑒定翻譯的好壞,可以說咱們對翻譯實質的理解還處于一種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狀態。
       談到翻譯標準問題,在中國翻譯界,我們有嚴復的“信、達、雅”、魯迅的“忠實、通順”、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及錢鐘書的“化境”等等。許多國外翻譯家在翻譯標準方面也有其獨特的見解。英國著名學者泰特勒早在18世紀末就提出了翻譯的三準則:譯作應完全復寫出原作的思想;譯作的風格與筆調應與原作性質相同;譯文應與原作同樣流暢。人們稱他的準則為“等值理論”,這一理論曾對翻譯標準的研究產生過巨大的影響。著名的美國翻譯理論家奈達就是這一理論的忠實支持者。從60年代起,奈達就致力于這一理論的研究,并分別在他的著作《語言與文化---翻譯中的意境》和《翻譯理論與實踐》分別提出了“功能對等”和“動態對等”兩大翻譯標準。
       從上述翻譯公司的討論可以看出,對翻譯實質的認識還存在必定的區別,而許多界說則是局限于以“原文文本中間”為規范,追求的是“了解”與“準確”。翻譯界著重準確表達是必要的,有積極意義的。在透徹了解原文的基礎上譯者應盡可能的運用契合譯文習氣的準確語言來表達原文的內容,體現其個性。但是,假如片面強調,不惜一切代價去追求準確也會致使譯文的偏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