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4日，據(jù)譯雅馨翻譯公司了解到，造成翻譯質量問題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既重要又容易被忽視的原因，那就是缺乏對翻譯工作的敬畏心情。沒有敬畏之心，就會導致翻譯工作中的隨意性，甚至導致一種誤解，即認為不管什么題材的文章和著作，似乎無需專門和廣博的知識，無須了解作者和作品的寫作背景及主要內容，只要懂得點外文就能夠翻譯。這種誤解的直接結果便是翻譯作品的數(shù)量越來越多，但質量卻難以同步提高。在一個什么都求快的大環(huán)境下，“十年磨一劍”和“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常被忽視，老翻譯家們那種“朝譯夕改、孜孜數(shù)年以求”的態(tài)度已不常見。

我國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生前曾經(jīng)多次講過：“一般人總覺得創(chuàng)作難翻譯易，只有搞過翻譯的人才知道翻譯也不容易。”因為“創(chuàng)作可以‘寫你所熟悉的’，翻譯就不能完全由自己做主了。”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還在語言研究所工作，邊做研究邊辦《國外語言學》。那時復刊不久，我們確定了翻譯為主的辦刊方針。呂先生與我們一起確定選題和譯者，他還提出建議，不管譯者是誰，凡決定錄用的，每篇譯文務必有人逐句對照原文進行核校。我們一些人當時覺得必要性不大，因為約請的譯者大多是學養(yǎng)深厚、外文又好的學者，有的還在國外留學多年。但后來的事實證明呂先生的建議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在對照原文核校的過程中，確實向老專家學到了許多翻譯技巧，與此同時也發(fā)現(xiàn)了一些問題。與德高望重的老專家商量修改譯文的過程，同樣使我們深受教育。

老先生們態(tài)度非常誠懇，絕不文過飾非、固執(zhí)己見。那時候稿費和編輯費都少得可憐，但大家從不計較。我不知道今天還有多少編輯部能夠堅持對照外文逐詞逐句進行核校，但我確信這是減少翻譯中的隨意性和規(guī)避疏漏的一個行之有效的好辦法，也希望有關行政部門在翻譯和審校的報酬方面能夠有一些特殊政策。

左顧右盼防失誤

對一個非本族語使用者而言，可以說外語處處充滿了“陷阱”。恩格斯對《科隆日報》派駐倫敦記者的翻譯的批評就是一個有名的例子，后者長期在倫敦生活，他在向德國讀者報道牛津大學幾個學生劃船橫渡多佛爾海峽的消息時，把英語成語catch a crab（劃船時由于槳入水過深或過淺而未劃好）譯為“螃蟹夾住了一個劃船人的槳”，恩格斯嚴厲地批評他犯了一個“荒唐的粗暴的錯誤”。

如果說語言知識方面的缺陷常常是造成某些失誤的導因，那么主觀隨意性和想當然就會加劇這些失誤的形成。比如，The comedian amused the crowd with his one-liners 被譯成了“喜劇演員用一只袖子（注：應為“俏皮話”）把人群逗樂了”。這里，liner只有“襯里”的意思，并非“袖子”（sleeve），此其一。且不論liner理解有誤，即使從詞形上看，帶連字符的one-liners是個復合詞的復數(shù)形式，怎么可能是“一只袖子”？此其二。即使不知one-liners的確切含義，只要查一下詞典就能解決問題。出這種笑話，只能說明譯者缺乏責任心。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見到很多，如把industrial relations望文生義地譯為“工業(yè)關系”（應為“勞資關系”）；還有把He is absent in Shanghai誤譯為“他不在上海”（應為“他外出了，現(xiàn)在上海”）。翻譯中不看語境，不注意區(qū)分美式英語和英式英語，往往也可能導致錯誤。如同一個to table a proposal在英式英語中指“把議案付諸討論”，而在美式英語中則恰恰相反，指的是“把議案擱置起來，暫緩討論”。在翻譯中，每向前走一步，都要慎之又慎，左顧右盼，謹防陷阱。

當然，也有一些句子，可能我們永遠都無法對作者的真實意圖作出準確判斷，如Traffic jams are caused by slow lorries and buses carrying heavy loads，因為句中的slow既可只修飾lorries一個詞，也可修飾lorries和buses兩個詞；而carrying也是既可修飾buses一個詞，也可修飾buses和lorries兩個詞，這樣就會有幾種可能的譯法。這種“永遠的歧義句”不在少數(shù)，翻譯時也只好加注釋說明了。

經(jīng)年累月讀原著

中譯外是文化和學術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徑，在這方面，除了國外的漢學家外，近年來中國學術界和文化界也做了許多工作，但這是一項比外譯中更困難的工作。我總的感覺是，譯得好的不少，質量不能令人滿意的同樣不在少數(shù)，其中中式英語的表達可能是最大的問題。如何改變這種現(xiàn)狀？老一輩語言學家告訴過我們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大量閱讀原著，尤其是名著。許國璋先生還希望年輕學人能多讀一些著名詩人的詩歌。當代文獻中，他建議我們常抽時間翻翻The Economist和Reader’s Digest。這些都是老一輩學者的經(jīng)驗之談，值得重視。

“一個真正優(yōu)秀的翻譯工作者的價值是值得用黃金來衡量的……據(jù)說那個9世紀的‘翻譯之王’、阿拉伯學者侯乃尼·伊本·伊斯哈格的薪金就是這樣計算的……他受之無愧，因為他把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以及《圣經(jīng)·舊約》和蓋倫的幾乎全部科學著作都翻譯成了阿拉伯文和古敘利亞文。”國際知名的阿爾泰語學者、對翻譯理論頗有建樹的丹尼斯·西諾爾曾這樣說?？梢哉f，優(yōu)秀譯者的價值，正在于他們擔負起了對社會、對讀者的崇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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