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圖在作品中創造性地再現美國華裔那種受漢語影響的獨特的語言。在一次訪談中提起自己作品的語言風格時說道:

       這是我說話的方式，也是我聽到的我周圍的人說話的方式。我試圖接受現實中語言的影響……我周圍的人既說漢語又說英語……(他們的)英語帶有漢語的口音，還有他們創造的新詞匯，雖然是英語，卻深受漢語的影響。我試圖在自己的寫作中獲得那種力1和樂感。所以有時為了找捉住那種節奏，我先用漢語說一遮，然后再在打字機上用英語打出來。所以我想我的風格與一種美國華裔的聲音有關。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美藉由文化翻譯對英語進行了相當程度的改造，意在以英、漢兩種語言為母體，從這兩股源流中汲取營養，最終創造生產出一種能夠表征其后殖民主體身份的雜合性語言。她們的這一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批評家琳達·欽·斯萊奇(Linda Ching Sledge)就認為湯亭亭成功地“斌予地道英語以漢語引經據典的特征及其口頭一聽覺的特點”也是后殖民寫作中盛行的“娜用”(appropriation)策略，即把英語視為一種工具，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將其用于表達存在著巨大差異的文化經驗(Ashcroft et al. , 2002: 38)。本人就明白宣稱道:“我的工作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娜用。我準備娜用這項工作、這些書本還有這種語言—美國的語言。由于標準英語已然成為文化帝國主義進行霸權統治、實施殖民壓迫的媒介，美華作家利用翻譯對其進行的改造一方面破壞了其“純潔性”，顛覆了其所謂正統權威性，另一方面卻又在解構中建構一一瀟昔用“主子的語言”的權威性為自己塑造了一種作為自己身份表征的“后殖民性語言”( the languageof postcoloniality)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拉什迪提出:

        我希望大家都持這種觀點.即我們不能僅僅是按照英國人的方式來使用英語;我們應該根據自己的意圖去改造它……我們在語言的斗爭中可以看出真實世界里發生的其他斗爭、我們內心深處不同丈化間的沖突以及葉我們的社會產生作用的種種影響。征服英語或許可以使我們最終獲得自由。美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強力操作已造成美國華裔的祖先語言—漢語—的失落，而標準英語作為“壓迫者的語言”對于美國華裔群體獨立主體意識的生成又具有巨大的遏制作用。趙健秀和陳耀光(Jeffery Paul Chan)沉痛地道出了美國華裔在語言上的“流離失所”:“因為他們是‘外國人’.英語不是他的母語;由于他們出生于美國，漢語也不是他們的母語。

     那些來自中國的華人，即所謂‘正宗的中國人’的出現，使華裔明白他們在使用漢語方面缺乏權威。如果說語言是人類存在的家園，那么漂泊于兩個世界之間的美國華裔無論在漢語還是在英語中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非家感"(unhomeliness)。意識到自己的族裔群體所處的這種居間(in-between)狀況的馗尬性，美華作家在文化翻譯這一具體的文化實踐過程中試圖通過英、漢兩種語言的意圖互補來創造出一種共同的語言.借助這種復調式的語言呈現為分裂的后殖民主體身份進行積極的彌合與重建。他們也希望自己的族群這一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能夠在這個新的家園中更為緊密地聯合在一起，形成必需的政治團結，抵制文化帝國主義的殖民滲透.捍衛自己家園的完整與溫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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