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外文局副局長、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國際譯聯副主席黃友義
      “十一五”時期，中國文化體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空前繁榮，2011年初，中央多個部門召開發布會，表示“十二五”期間將加快發展文化產業，不斷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文化體制改革中遇到的挑戰有哪些？中國能在多久的將來取得與經濟實力匹配的文化實力？帶著這些問題，中國網記者專訪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外文局副局長、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國際譯聯副主席黃友義。
記者：黨的十六大以來特別是“十一五”時期，文化體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您個人認為最突出的成就和不足是哪些方面？
黃友義：我認為，我國對外文化傳播主要存在的不足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點，我們對外國社會、經濟、文化的情況了解還不夠，缺乏更加深入的了解。其次，語言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雖然說中文的人數世界最多，可是中文的應用范圍局限比較大。這需要我們進行對外傳播的時候，通過翻譯來解釋中國的文化。可是優秀的外語人才仍然十分欠缺，而且外語人才的翻譯水平也有待提高。第三，就是思想方式的轉變。有些東西中國人可以聽懂，而外國人可能就聽不懂。我們要用符合國際話語體系的方式將中國的文化傳播出去。
 

        最突出的成就是意識到了對外文化傳播的重要性，在改革開放的前30年里，產品、對外貿易、外資引進一直是重點，而現在我們意識到了文化輸出的重要性。另外，中國對外傳播的層次更深了，已經超過了以前那種在國外表演一臺雜技的水平，現在，在各種國際論壇上，都有中國人的發言；一些中國的媒體成功地走出去，完成了在國外的本土化（如外文局的各類雜志）；一些中國出版社在走出去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外文局與香港聯合出版集團合辦的長河出版社，在美國成功地實現本土化，現在是由美國編輯在出版關于中國的圖書。
記者：人才在文化產業發展中的作用毋庸置疑，在我國進行的文化體制改革中，都采取了什么樣的辦法讓人才的創意奔涌、充分發揮人才的能量呢?
黃友義：為了滿足對于人才的需要，我國多所高校正在研究設定對外文化傳播相關的研究生專業，培養既具備很高的外語能力，又了解中國文化的人才，這樣才能夠更好地將中國文化傳播出去。同時，對外文化傳播單位，包括各種國家級外宣媒體，都加大了對工作人員的培訓力度，把他們送到海外學習一段時間，讓他們更加深入地了解對象國的情況，以便更好地宣傳中國文化。
記者：文化體制改革中遇到的主要挑戰有哪些？我國的文化企業是如何應對的？
黃友義：以外文局為例，局所屬的7個出版社和1個圖書出版公司已經完成了轉企改制，他們的順利改制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因為他們在之前很多年已經開始在市場上競爭，根據讀者的需求出版圖書。體制改革主要是將原有的一些管理體制改變，這樣實際上讓這些出版社擺脫了更多的束縛，能夠更好地發展。但同時也遇到了一些新的問題，比如我國的對外媒體該如何改革，目前從上到下都還沒有一個確定的模式，正在邊實踐邊摸索。實際上這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他們的對外宣傳媒體都是國家完全資助的，我們該怎樣進行改革，還在摸索。
記者：中國的文化體制改革對外國的中國文化消費者有什么好處？為外國的文化組織和文化從業人員提供了哪些機遇？
黃友義：對于外國的消費者來說肯定是更加方便快捷了，他們現在想了解中國文化，可以很方便地買到我們的書和雜志，想學漢語會發現身邊就有孔子學院。
           隨著中國的對外文化傳播事業的發展，這方面的工作要更加細化，許多方面都需要進行更加深入的工作，這就為外國相關人員和組織提供了一個用武之地，中國文化市場很大，現在從事文化交流和傳播的外國人越來越多，北京等各個城市里工作的外國人數量都增加了，你也能看到我們身邊也有很多的外國同事，我們局的各個期刊和網站聘用的外國人每年都在增加，這項事業以后會越來越好，越來越有前途。
記者：您認為中國的文化體制改革會像其經濟改革一樣成功并在國際上獲得喝彩嗎？一個文化大國、文化強國是不是正向我們走來？中國能在多久的將來取得與其經濟實力匹配的文化實力？
黃友義：中國的文化對外傳播事業的基礎薄弱，我們以前不知道該怎么對別人講中國的故事，外國人對中國的了解也很有限，主要是通過某幾部電影，并且一些外國的錯誤報道還會造成誤解。比如，在去年英國首相訪問中國期間，有個英國的媒體在中國的一所大學門口采訪學生，有些學生可能是趕去上課，沒有回答問題，有的可能是不知道怎么回答，這個媒體拍了一張照片，背景有學校的保安，這個我們中國人都知道，但是卻被報道成中國大學有“警察”看守，學生不能自由地說話，造成中國的負面影響。我想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太好說具體的時間，因為我們還處在對外傳播的最初的階段，這個階段最難，是讓別人了解我們的過程。就跟開車一樣，過了這個起步的階段，以后會越來越快。雖然實現這個目標的時間會很長，任重而道遠，但是我的態度還是很樂觀的，中國的對外文化傳播在不斷地進步。
記者：中國形象宣傳片、中國電影、中國版權輸出等一系列動作表明中國文化正在走向世界，您認為中國文化今后該怎樣克服各種文化、經濟、政治障礙，在世界舞臺上發出更大、更強、更美好的聲音？
黃友義：我想中國需要從點點滴滴的事情做起，告訴國際社會中國并不可怕，講述個人的故事是個很好的手段。由于中外文化的不同，某個人的經歷比起抽象的概念要容易被接受。比如，前段時間有個美國朋友給我寫信，說我們這都是中國制造的商品，可中國就不進口我們的商品。我給他回信，是這樣說的：我早上醒來，用Colgate牙膏刷牙，餐桌上擺著澳大利亞麥片，上班坐別克，走進外文局大樓看見同事背著Coach的書包。用這些事實告訴他其實中國已經在消費著世界各地的商品，反而中國自己的品牌不太常見。另外，個人的故事也可以告訴世界其實中國人和美國人一樣，大家都希望能夠上好學校，有好工作，買好房子，過上好的生活，我們有共同的追求。我在國外生活多年，外國年輕人下班后主要的活動就是去酒吧，我在想那中國年輕人下班后都干些什么呢？吃飯、逛街、聚會？我想形式也許比外國還要多樣，通過這樣的介紹，外國人會對中國社會有更加真實客觀的了解，我們不用告訴他們什么結論，只需要把事實擺出來，讓他們自己判斷。
記者：您從事對外文化交流工作多年、經驗豐富，對于中國文化在當代國際環境中的內涵和地位，您是如何理解的呢？
黃友義：一提起中國文化，原來我們首先會想到“博大精深”，中國文化包含的內容太多了。但我想現在如果說宣傳中國文化，那么可能重點是“和而不同”的理念。這個簡單的詞語包含了許多內容，比如和諧、合作、尊重他人，這與西方文化是不同的，西方更強調自身的優越性，并且想把自己的東西在其他國家和地區推廣。而中國主張“和而不同”，這個觀念也體現在經濟、文化、外交等等各個方面。
記者：請您主要結合自身的工作和見聞，談談“十一五”以來中國文化在走出去的過程中的發展和變化，有哪些經驗和教訓？
黃友義：變化太大了，70年代我剛開始從事對外文化交流工作的時候，那時候在國外媒體上根本沒有中國的新聞，而現在，有一次我隨手翻開一張美國的報紙，頭版就有4條關于中國的新聞，卻沒有一條關于俄羅斯的。關于經驗，拿外文局為例，在這些年的發展中，我們對外傳播的手段更加多樣了，在國際上積極參加各種活動，在很多論壇上都能看到外文局的人在進行講演；另外，交流是雙向的，近些年外文局也大量引進了國外的書籍，讓中國讀者更多地了解外國的情況。中國網從成立以來，一直都是政府網站海外點擊率最高的，以后也面臨著海外本土化的問題。
這些年的教訓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人做”，做成一件事情人才是最關鍵的，所以我們要加強隊伍建設，加大培訓力度。
記者：今年您有什么提案？
黃友義：今年，我的提案是關于翻譯立法的。現在中國翻譯市場十分混亂，要價不一，沒有準入規則，缺少資質鑒定，隨便一個人就可以注冊一家翻譯公司，但是翻譯的質量并沒有保證。隨著對外交流的加深，翻譯在中國文化、經濟等領域的作用十分巨大，作為一個從事翻譯工作多年的人，我一直都想建議規范翻譯市場。以前也咨詢過相關部門，如果想建立翻譯行業規范，必須先有相關立法，因此今年我做了這樣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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